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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善 铸

离开了热闹烦嚣的大上海，在蒙特利尔过上了超然淡泊与世无争的清闲生活。流离颠簸了大半生，终于有了充分的时间可以静下来细细反省和思考过去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许多往事都已渐渐淡忘，然而，1966年4月15日凌晨四时，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就在这个春夜将尽的黎明前夕，我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劫难和濒临死亡的恐惧体验。

当时，全国正处在“文革”前夕，研究所内95%以上的科研人员，都已奉命下乡去搞＂四清＂，我的新婚妻子也不例外，我则因为正率领着一个小组，承担着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而被留了下来。

为赶时间，我们日以继夜地工作，已经三天三夜没有正式上床睡觉了。眼看最后一轮测量就要完成了，就像一场重要的足球赛，一球在握，只差几分钟就要鸣笛终场胜利在望了，可这也是球员们最疲惫、最难受、也最易放松出错的时候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凌晨四时，事故发生了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大祸突降 命悬一线

凌晨四时，我们开始测量最后一个数据。我通知主控室，暂时封闭产生强辐射中子流的回旋加速器，测量小组五人一起进入实验大厅，一切都按照分工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凡完成任务的同志，都络续地离开了实验大厅。作为项目的总负责人，我每次都要最后逐个进行复核，正当我检查到最后一个内容的时候，突然灯光全灭，警铃声大作，唯一进出口的旋转水门的马达声也轰然响起，我先是一楞，紧接着浑身一颠，悚然惊觉到有人违反操作程序，我已被单独禁闭在实验大厅里了。

大祸突降，死已临头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求生的本能使我立即拔腿向水门奔去，边跑边喊：“有人！有人！”。但是，在水门马达的巨大轰鸣声中，人的喊声显得太微弱了。更不幸的是，由于惊慌失措，我又被遍布满地、密如蛛网的电缆和水管绊了一下，狠狠地摔倒在地上，电缆又拉倒一台测试仪器，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。在大厅变得一片漆黑的同时，巨大的马达声也停止了，瞬间，大厅被笼罩在一片骇人的静寂之中。

我知道，在水门嘎然而止的同时，各种致命的射线，已经成千上万的、如利箭般向我射来，虽然不疼不痒，却分分秒秒在杀伤我的细胞、神经、骨骼和器官。当时我们进行的是快中子束核反应实验，中子不带电荷，是一种穿透力极强的杀伤性粒子，现在自己已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，由快、慢中子和伽玛射线组成的，可迅速致人于死地的强辐射场中了。

我清楚地知道，随着时间滴滴嗒嗒地前进，死神正一步步地向我走来

　　　　　　　急中生智　绝路逢生

没有什么考验会比濒临死亡更能检验一个人的真情了。在生死一线的临界点上，最想见面的，肯定是他平时秘藏内心，最思念、最牵挂的人。在独自一人被重重隔绝、无法实现心愿的情形下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：我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似的出现了幻听和幻觉，恍惚间我看到了我的妻子，我悲叹命运为什么这样残酷，新婚没满月就被迫分离，现在又将永远被分隔在阴阳两个世界里，她还是那么年青和善良；接着出现的是我年迈的母亲，迈着一双巍颤颤的小脚向我走来，我万箭穿心痛苦欲绝，她老人家接受得了这个事实吗？经受得起这个打击吗？从此再也没有福气享受母爱了，也丧失了身为人子回报养育恩泽的机会了，我痛恨自己，平时没有献上更多的爱心。

一门专门探索人类在生死交界时微妙感受的科学——“濒死体验”的调查表明，大多数处在弥留之际的人，都有类似于我的灵魂出窍、幻现亲人的经历，因而在这些人的脸上，往往不是带着晶莹的泪水，而是安详的微笑离开这个世界的。

幻像的出现，强力地激活了我求生的欲望，我的神智遽然清醒过来。我知道，只要听天由命，我很快就会一了百了、没有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，而把肝肠寸断的巨痛留给了还活着、并深爱自己的人们。我不能死！我要千方百计活下去。唯一的办法是设法自救。

我首先想到的是破坏机器，但这不仅仅会有巨大的经济损失，更耽误了国家限期任务的完成。正在我束手无策的紧急关头，我猛然想起，很多年前，从北京大学毕业前夕，在某原子能研究院实习的时候，一位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一个由前苏联援建的实验大厅时，曾指着水门边上的一个电钮边走边介绍说：万一有人被关在里面，可以揿它来自救。当时谁也没有在意这句话，在当前这种特定的情况下，突然如不速之客，灵光一闪出现在脑际。

但是我吃不准，同样的装置会不会在上海的机器上出现？如果有的话，它是安在水门的左边还是右边？时间无情的飞逝着，致命的射线在分分秒秒地缩短着我和地狱的距离。专业知识告诉我，如此强的放射辐照，超过半小时就是致命的，超过二十分钟不死也残。

我粗略估计一下，如果找不到按钮，再就近找个仪器真空规，把它砸碎，也许还不致太严重。事不宜迟，我旋即趔趔趄趄地向水门方向摸去，大厅是那么地黑，伸手不见五指的墨黑。我艰难地前行，强令自己冷静、镇定，不要再绊到任何电缆和杂物，时间是那么的宝贵！时间就是生命，用在这里是再也恰当不过了。

好不容易，我终于触摸到冰冷的墙壁和水门的隙缝了，赶紧像盲人摸象般，双手齐用上下急切地搜索。没有！马上转到另一边，生死似乎就在我的举手之间，空气好像凝固了，呼吸几乎停止。

有了！就在我用力按下电钮的同时，巨大的轰隆声如雷鸣般响起，我知道，这是旋转水门自动开启的马达声。随即，刺耳的铃声从各处相继伴随而起，说明各种保险连锁装置亦已被启动。平时听起来那么烦人的马达和警铃声，此刻听上去是那么地悦耳，犹如天上的籁乐，不！比仙乐还好听！终于在我生命即将毁灭的最后时刻，巨大的加速器的运转被刹住了，我得救了！

　　　　　　　文革遽起 治疗中断

测量完美的结束了，天也已大亮，我赶紧来到医务保健室。经化验，白细胞计数高达每立方厘米1万8千个，是正常值的三倍。医生告诉我，这是大剂量急性放射损伤的典型症状。立即与中山医院同位素科血液专家张鸿寿教授联系，约定下周二去门诊，因为这个专科门诊每周只有一次。

第二天，在傍晚的汽车上，从不晕车的我，突感头晕目眩口泛清水，熬到下车后，赶紧奔进农田中大呕大吐了一阵。我知道，这是辐射损伤后的初期症状。紧接着，低热头痛不思饮食，吃什么就吐什么，几天下来，虚弱到连上厕所都站不起来了。

到中山医院一查，白细胞计数又遽跌至每平方毫米二千个以下。在体检后，张教授让我立即住院。他说，凡受到急性辐射损伤的人，都将经历初期、假愈期和极期三个阶段，如此低的白细胞计数，只有正常值的三分之一，说明正处于极期，必须立即住院治疗，以阻止一步恶化和感染。

住院不久，“文革”开始了。有人拿着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人民日报社论来到医院，要求我回所参加运动。张教授义正词严地坚决回绝了来人。我是多么感激这位好教授啊！因为当时他自己的处境也已经不太妙了，这需要有多高的医德和勇气啊！可惜好景不长，随着运动的“深入”，这位“反动”放射医学权威，也被“打倒”了，我也只好打道回府参加“革命”了。

张鸿寿医生及时的治疗，阻止了我身体的进一步恶化，没有让我从极期走向极端，但由于治疗被迫中断，我的血象一直未能完全恢复正常。至今我的白细胞计数仍然徘徊在3000上下，仅为正常值的一半。至于违反操作规程导致发生事故的同事，我坚持不予处理，因为那是一个分配来所不久的年轻大学毕业生，我们没有专门向他交代过安全规则和操作规程，该反思的是我们自己。而且凌晨四时，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，也是人体反应最迟钝、最容易出错的时侯，更何况我们已经三天三夜没有正式休息了，所以我连一句批评的话也没有说。但是，我们都从这次事故中接受了教训，在实验大厅的各个点上都安装了电话，在紧急自救的电钮上，设置了永明不灭的红灯。

　　　　　生死一瞬 感悟生命

大难不死是不幸中的大幸，更令我庆幸的是，这生死一瞬间的经历，使我对生命有了至深的感悟：人生无常，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生命还能走多远，因而我们要珍惜生命。只要生命存在一天，我们就应该尊重它，热爱它，享受它，充分体现它的价值，精彩活着的每一天，因为世界上没有比生命更美好的了。

从此，我更加关爱我的家庭、我的高龄老母和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。这时，一门刚刚兴起新学科——加速器质谱学，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迅速组成一个小组一头埋了进去，由于有潘浩昌、林俊英、吴介征等多位强手参加，所以很快取得了成果。因为是国内首创，接连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二等奖、上海市人民政府重大成果奖、和上海市核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；与其他研究单位共同主编的《核素图》和《核素常用数据》，也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二等奖。

1981年，我作为中国科学院核技术代表团的成员访问欧洲。1986年，我应邀来到巴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，开展了长达十余年愉快而有效的合作。在共同的努力下，我们小组不时在诸如世界权威 “Nature”等刊物上发表文章，从工作中我享受到了生命的欢乐和光彩。记得有位外国作家曾经说过：“一个人只要经历过出生入死的境界，就可以获得自由了。”我也正因为经历过死的磨难，才掂出了生的分量。虽然我已届残烛之年，但却也有我们这个年龄段所特有的人生优势：走出了世俗和功利，远离了权势和荣辱，淡泊了鲜花和财富，忘却了仇恨和哀怨，进入了无欲无求、超凡脱俗的纯真境界。我将以丰富的人生阅历，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，回报滋养了我一生的社会和人民。愿以此用生命换来的感悟，与大家共享！